新冠爆发前，我每个月都有一半的时间在上海，一半的时间在美国，一年四季都这样飞，基本没有时差的概念。但现在，我被困在美国。”
美国时间3月12日晚10点，袁征宇刚刚结束了与中国同事的电话会议。
最近的采访总是从讨论开始，几乎没有例外。这时，我想起了约翰·多恩的诗——没有人是孤岛，独居大海；每个人都像一块土，连接成整个陆地。
你现在在美国哪里？最亲身的感受是什么？”
我在加州，硅谷湾区。这里还有一些新冠确诊病例，我们县Santa Clara如今已有50多人确诊，似乎有两例死亡。然而，我觉得每个人似乎都没有什么不同。几天前，我的一个中国邻居去接种疫苗，戴着口罩。当他走进诊所时，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没有戴口罩。结果，每个人都看着他...
新闻里有很多关于新冠的报道。我现在能直接感受到两点:一是前段时间很多亚洲人大多是中国人，抢购米饭和卫生纸，一下子都抢空了。美国人感到惊讶和奇怪。到目前为止，每个人都在开玩笑。
另一个是美国这两天CDC和政府一再强调多洗手，所以现在洗手液买不到，全美脱销。
另一个是美国这两天CDC政府一再强调要注意多洗手，所以现在洗手液买不到，美国已经取消了。中国和美国有不同的治疗方法。美国一再强调，在正常情况下戴口罩是没有用的。他们不承认所谓的气溶胶感染，主要是接触感染。其实美国人还是挺听政府话的，剩下的该怎么办，酒店还是熙熙攘攘。”
注：采访结束后大约一周，我收到了袁正宇先生的微信：加州湾区地方政府提出在家保护每个人（sheltering）,街上突然没人了
会启发像你这样的新药研发企业吗？”
据我所知，美国的BARDA(生物医学高级研发管理局)为了防止细菌战，每年在抗细菌方面投入数亿美元。比如黑死病，虽然现在没有，但也会研究相关药物的储备，以防万一。抗病毒方面，以前没有特别大的研究资金。发生后，大量资金资助专项研究，有研究资金供大家申请。
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没有固定的药品市场，就不会有回报。就像上次SARS之后，许多药物不再开发，毕竟投入和产出不匹配。目前还不清楚新冠的问题。如果每年都有流感，相关疫苗和药物就会有很大的市场。如果像SARS同样，当抗新冠新药开发出来时，估计未来也不会有市场。因此，我认为启示对相应研发的需求将体现在国家层面，大多数现有新药研发企业不会因此而改变任何事情。”
袁:盟科医药总裁兼CEO，康奈尔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复旦大学化学系学士。先后在美国工作Syntex和Affymax公司。1996年进入抗生素研发领域，参与成立Vicuron该公司(辉瑞于2005年以19亿美元的高价收购，两新药研发成果均在美国成功上市)。2007年回沪创办盟科医药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开发治疗多重耐药菌的抗生素。
「我的抗菌药物研发之旅始于30年前」
1978年春，袁征宇考入复旦大学化学系，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时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终身教授Doering创立的CGP(Chemistry Graduate Program)该项目在中国落地，袁征宇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成为首批学生，赴康奈尔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袁征宇先后在美国Syntex和Affymax公司从事新药研发。他带领团队开发高通量筛选技术，利用组合化学和表面定位进行化学合成，获得数百万数量级化合物库。
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细菌耐药性使抗耐药菌新药的临床需求巨大。1996年，袁征宇参与成立抗菌新药研发公司Vicuron。2000年，Vicuron在纳斯达克上市。
2005年，袁征宇参加了Vicuron抗真菌药物的两个研发成果Anidulafungin和抗革兰氏阳性球菌感染Dalbavancin成功完成III临床试验。当年6月，辉瑞以19亿美元收购Vicuron，这是抗菌药物研发领域最大的交易。
「我回国创业，只是为了降低成本做实验」
2007年，袁再次创业，回到上海张江创办盟科医药技术公司。
回国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高大的理由。出国留学后留在美国工作，对美国的研发市场比较熟悉，当时对中国也有所了解。2007年，当我再次创业时，我发现美国新药的研发成本太高，所以我决定回到中国做一些实验，并在未来做中国市场，这可以降低整体研发成本。”
袁再创业的公司在开曼群岛注册，下设美国和中国公司。另一位创业伙伴是在美国定居的人，他在药物发现和设计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并在新药研发领域与他并肩作战Mike Gordeev。
新药研发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仅需要药物设计和临床设计，还需要整个药物研发过程的知识和经验。当年在中国做创新药研究全过程的人不多，在美国找到的人才也不愿意在中国长期工作，所以盟科在中美都有实验室。美国员工资深，主要从事药物设计，临床阶段中美平行，最终拥有全球知识产权。”
「盟科成立至今12年，即将见曙光」
基于盟科在中美互补的战略发展模式，盟科在创业之初就获得了晨兴资本的投资。
2008年，盟科发现了第一种候选药物MRX-I，用于超阳性耐药菌MRSA(耐甲氧西林金葡萄球菌)感染。上一代同类药物是惠瑞2000年推出的重磅药物利奈唑胺。MRX-I最大的优点是保持利奈唑胺的良好疗效，同时降低骨髓的毒性。目前，MRX-I已完成了III新药申请已在中国提交。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国内外医药研发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盟科在中国的员工数量远远超过美国。
最近，我们将全球实验室集中在上海张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实验室维护成本相对较高；更重要的是，中国团队有足够的经验，可以独立完成研发，美国团队直接给中国同事任何新想法。但临床实验仍保持双方平行进行。”
联盟科研新药项目布局梯度明显。第一个新药MRX-I预计今年年底将获得中国新药批准；二是耐药阳性菌新药MRX-四、二期临床已在美国完成，三期临床即将启动；第三MRX-8.革兰氏阴性菌本月将在美国申请IND；还有三个项目处于早期阶段，作为长期发展的储备。
袁首次参与创业的公司Vicuron，自1996年成立至2005年被收购9年以来，已融资8次，以2.5亿美元的研发成本上市两种新药。和其他在研新药相比，当时我们太顺利了，别人花了25亿美元，而我们只花了十分之一的钱。”
作为新药研发公司，盟科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融资。到目前为止，盟科也经历了三轮融资，前两轮以国际资金为主，C主要是中国投资者。现在，D轮融资正在进行中。
D轮融资的目标是中国。我们的第一个研发项目MRX-I已申报新药，第二个项目即将启动三期临床。本次融资的目的是启动国际多中心三期临床试验，计划以后在中国、美国、同时申报。盟科成立至今已有12年，即将见曙光。”
宁静：全球抗生素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袁:抗生素目前主要面临三大问题。首先，从临床需求的角度来看，抗生素新药研发的主要驱动力是细菌不断产生新的耐药性。临床上，有些细菌对现有抗生素全部耐药，称为泛耐药细菌。其实普通耐药菌很多，早年真正有效率超过50%的抗菌药物并不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和计算，如果不能开发新的抗生素，到2050年，每年约有1000万人死于耐药菌引起的感染。抗生素研发已经做了几十年，很容易做到。开发新结构抗生素的技术挑战特别大，研发门槛很高。
另一方面，抗菌药物，特别是耐药菌感染，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市场。开发一种新药后，如何让市场接受是另一个考验。
我记得去年销售超过10亿美元的抗菌药物于2005年上市，市场一直期待着下一种重型抗菌药物的诞生。事实上，如果能实现每年7-8亿美元的销售，对于小型研发公司来说已经很棒了，但对于大型制药公司来说，这个规模可能不够有吸引力。
抗菌药物开发面临的第三个挑战是如何吸引更多的商业投资和政府资助。
安静:就投资和市场而言，最常用的说法是10年 10亿美金”。这个数字也适用于抗菌新药吗？开发抗菌新药的资金投入是多少？
袁征宇：十年 10亿美元是全球开发新药的大约数字，在中国不需要10亿美元。我不能确切地说一种新药的成本是多少。准确地说，我们公司自成立以来已经花费了1亿美元。
我们目前有六个在研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已经进入临床阶段的前三个。在中国，研发成本不如国外高，临床成本不到美国的一半。当然，不同的疾病会有所不同，肿瘤药物的临床成本。
此外，临床成本也在上升。虽然我国患者较多，但愿意参加临床试验的患者并不多，这与国情有关。在美国，如果医生建议参加临床试验，大多数患者都会同意，患者对医生不太会质疑。在中国，患者对医生的质疑确实很多，导致能够参加临床试验的病例很少。
我们曾经遇到过，临床试验协议已经签署，所有的早期检查都已经完成。当我们即将开始服药时，我们又退出了。我们只能含着眼泪看着他离开。这在国外很少见。
希望过后，大家对医生的信任度会有所改变。如果不改变，缺乏信任比耐药性更可怕。
安静：细菌耐药性的持续增长与市场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是否有应对措施可供参考？
袁: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值得借鉴。在美国，抗耐药菌药和孤儿药是两种特殊药物，政府有特殊政策支持。
美国国会于2012年通过GAIN（Generating Antibiotic Incentives Now Act，还提出了抗生素研发激励法案QIDP（Qualified Infectious Disease Product，抗感染药物特别认证)的概念。QIDP适用于耐药菌引起严重感染的药物QIDP合格的药物，FDA药物研发阶段将有三个支持：快速通道（fast track），评审阶段优先（priority review），上市后市场独占期额外五年（additional five years exclusivity）。
此外，美国医疗保险对耐药新药给予特殊报销政策，不受费用控制。一方面，这些政策PUSH，支持研发企业，帮助企业进行研发；PULL，药物上市后在市场上给予拉动，让研发成功的企业可以得到足够回报。
事实上，许多美国公司可以从美国政府获得1亿美元 元以上的支持。对于大企业而言，如果一个新药不能达到10亿美金以上的年销售额，就入不了法眼。不少大药企在前几年退出抗感染领域了。美国报销政策改变以后，又重新引起他们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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